2020年10月24日，美国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皇甫峥峥副教授以“驻英使馆与晚清外交转型”为题，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行线上讲座，先容了其新近整理史料《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讲座邀请到复旦大学法学院赖骏楠副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张晓川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文杰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李峻杰讲师介入评议。本讲座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读书班的系列流动之一。本文系讲座整理稿，揭晓文字均经发言者审定。
主持人戴海斌教授弁言：
皇甫峥峥（Jenny Huangfu Day），美国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学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偏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国际法学史。2018年出书专书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该书获美国图书馆协会2019年度卓越学术出书物奖。今年在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整理史料《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后文简称《照会档案》），这宗史料是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历程研究中央主编的《近代中外谈判史料丛刊》第一辑之一种。通过今日讨论，我们也想将这套书推荐给更多读者。
《近代中外谈判史料丛刊》第一辑 10种14册
《照会档案》主要收录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晚清驻英公使馆（Chinese Legation）照会，涵盖了使馆自1876年底确立至1905年的数千封由使馆发出的中英文信件。
虽然中外关系史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但近年来西方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推进及新的研究，海内学界领会并不多，而皇甫教授的研究在史料行使与研究视野方面都作出了很好的推进。另外，海内对晚清驻外使馆的领会很依赖钟书河先生主编《走向天下丛书》中的种种出使日志，但此类文献有其制度因素与写作特色，因此会局限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与讨论局限。而《照会档案》是反映使馆情形的一手文献，对于近代外交的讨论，对于清政府运用国际法及我们重新检验详细谈判案件都有异常大的价值。
皇甫峥峥整理《晚清驻英使馆照会档案》
皇甫峥峥主讲：
今天的讲述分为四部门，第一部门先容我对晚清外交史的研究思绪；第二部门先容《照会档案》，对其性子、内容及行使价值作拓展性讨论；第三部门通过个案探讨该档案价值；最后我想提出几点尚未解决的问题和照会档案整理的一些遗憾。
一、我的外交史研究思绪及出书专著
人人对驻英使馆应该并不生疏，在此发生的最著名案件是孙中山被绑架案。使馆座落伦敦的Portland place大街49号，距英外交部仅两英里距离。在先容《照会档案》前，我想先谈谈自己对晚清外交史研究的思绪与想法，也顺便先容我在2018年出书的专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给解读使馆照会作铺垫。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此书探讨晚清六位驻英使臣纪录西方模式的演变，以此探索甲午战前三十年中国对西方的信息秩序若何形成。我提出晚清官员对西方信息采集的模式泛起多元化样态，并经常充满矛盾、冲突与纠结。每位使者对信息的采集方式与自身的文化、头脑、社会关系及权要靠山有很深联系。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将外交史与文化史、传媒史相连系。传媒史的理论虽以现代传媒为主体，但半世纪以来仍对历史学界发生了影响。稀奇是Harrold Innis 与James Carey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性，他们以为信息流传具有偏向性。于历史学而言，种种前言对于流传知识、政府政令的效率各有区别。顺着这一思绪，也可以对晚清驻外官员采集信息的方式举行简朴排序。以“流传速率”与“散布性”为横纵坐标，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流传前言流传效率对照高、包罗信息量大、对敏感信息的保密性高。差别的前言都有其偏向性，如电报的流传速率最快，但其散布性最低，相反诗集或文集的流传速率慢，但扩散性高。
换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用英国传媒学家Stuart Hall的编码与解码理论来明白这一历程，他以为信息意义的形成可视为编码的历程，此历程会受到知识结构等因素影响，信息的解读是解码历程，编码与解码受到知识结构、生产关系或科技条件的影响。从这一角度看，每一个使臣对西方的叙述（即编码历程）差别，他们流传有关西方故事在各个阅读团体中的流传与演变也常受到市场、政界、政治目的等因素影响。
我在《走入泰西的旅者》一书中主要描绘的是使臣誊写的身份与文书形式的演变，及这些演变对信息秩序的影响。每种载体流传信息的阅读群体差别，它们的主旨与信息结构也不尽相同。郭嵩焘之前的使臣，他们的信息载体主要是誊写的文字，如诗文、出使日志、讲述等。最快也需一个月从英国寄回中国。而曾纪泽以后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已是电报，仅需两三天可送达中国，有一定机密性。这时驻外公使与海内能够有实时的信息通报渠道，这是很大的转变之一。
另一大转变是到了薛福成任下，他在回国前后很快将其出使公牍、日志与条记出书，且出书物刊行量大。一定水平上，晚清出书业对信息秩序也有颠覆性影响。因此可言信息秩序的转变与晚清外交转型有很大关系。
二、《照会档案》的性子、内容及行使价值
而照会档案属另一种文书文体。现有外交史研究从外交流动与制度史角度积累较多，但从信息史与文书互动角度另有待挖掘。驻外使馆与海内士大夫的文书互动、与各外洋交部的互动都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2016年，我去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驻英使馆与英外交部文书交流异常丰富，但因文献涣散，另有许多错位征象，因此需耗时整理。
《照会档案》包罗七位驻英使臣的近千封照会，大多中英兼备。部门以通讯工具分类，部门以谈判事宜分类。以总理衙门为中央，总署与海内衙门联系虽然以中文誊写，但总署与英外交部的相同最终仍需以英文达致伦敦。这两种语言的档案性子不大一样，我们常以翻译来形容两种档案的联系，这也许并不适当。总署与英政府的来往，并非仅是翻译历程，而是差别语言环境下文本的再天生历程。统一事宜以差别语言处置，效果可能很纷歧样，例如将总署原信逐句译为英文与将总署拟表达寄义直接用英文撰写，最终效果可能区别很大。而使馆照会的主要性在于其皆为直接用英文撰写，而非机械照华文翻译。
进一步将区别用图像表达，我们会看到总署与英外交部的相同有两种跨语际通讯渠道（Translingual communication paths），渠道一是由英使馆将总署的信函、谈话转录为英文，渠道二是由清驻英使馆在英人马格里的密切配合下，将清朝的要求直接以英文誊写，再翻译成中文。通讯渠道发生的效果截然差别，缘故原由在于在语言形式国际法实践中的作用。近年以Martti Koskenniemi，Antony Anghie等为代表的批判法理学家指出国际法及条约系统更应该被视为政治的产物，拥有话语权的决议者可行使专业知识对谈判效果造成结构性与文化上的私见。Antony Anghie指出构建国际法的历程即将第三天下国家清扫于文明尺度与主体天下之外的历程。
通过渠道一通报到英外交部的文件往往在英使馆的翻译下，为突出其外交群体的作用，他们会以种种形式将中国形容为国际法不适用的国家。而渠道二则一定水平上摆脱了西方外交官的私见，摆脱了将中国清扫于文明天下之外的表述，将清朝泛起为与西方同等的主权国家，拥有国际法赋予的职位。
举一例示之：使馆发出的所有照会，英文与中文的首尾都差别。英文照会的开头与末端都是那时的国际法话语，公使称外相为“my lord”，会以“I have the honor to be, with the highest consideration, My Lord, Your Lordship’s most obedient, humble servant.”作结。这并不意味中方使臣自视英外相的仆役，而代表双方都是主权国家的行使者，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身份是等同的。
从马格里的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将中国视为主权国家也是他辅佐公使的目的之一。在马格里辅佐下，使馆对照努力地运用国际法。他将条约赋予中国的权力充实行使起来，在商定条约条款、设定领馆、珍爱华人、引渡逃犯等事务上都采取了将中国视为与西方同等的主权国家的态度，对条约字斟句酌，对中国在国际法上应有的权力寸步不让。
马格里在使馆的外交上可以起到决议性作用，马格里与公使的亲疏关系、配合水平也对外交有决议性作用。郭嵩焘、曾纪泽与薛福成三人与马格里互助较为慎密，成就显著，但在刘瑞芬、龚照瑗、罗丰禄任期内，使馆业绩平庸。
照会中体现的公使行使的外交职责基本相符19世纪西方的外交老例，如统领、珍爱本国人民；采集信息；与英外部商议公务；和谐国家之间冲突；事关数国大局者，配合商议。
使馆受理的外交义务也许有以下泉源，第一，可凭据上谕、总署、通商大臣、各省督抚来接受义务；第二，可凭据对外交事务的明白相机行事；第三，可接受华民、华商的申诉，并立刻照会外务部；第四，可向总署转达英外部的信息，并可代表总署提出询问与请求。从局限来看，涵盖了那时驻外使臣被赋予的所有职责。
以前学者以为晚清外交官“重于考察，少于谈判，”在外交上无所作为，但我以为这不准确，后人之以是有这样印象，可能受到西方对清朝形貌的影响，更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使馆的地理位置与其自身的官职属性，它与总署、督抚平行的关系，信息网络自力，没有定期抄送总署存档的老例，报送总署的内容有拣选。因此他们的作用往往在幕后。
三、使馆的外交作用：案例剖析
（一）广东十三人犯引渡案
第一个案例是历经五年的广东归善十三人犯引渡案件。
杨白毛金等十三人在广东杀毙杨家三口之后，隐匿香港。凭据中英《天津条约》第21条，英方本应将逃犯引渡回境，虽香港法官也认可罪犯应引渡回国，但在英驻华领事官与英外交部阻挠下，事陷僵局。朝廷命曾纪泽在伦敦向英外部直接提出抗议。但因逃犯加入香港天主教，获得了教主雷孟第的珍爱。因天主教势力的加入，迫使香港总督不得不以提审限期已过为由，最终将人犯所有释放。
曾纪泽与马格里在一系列长文中，对香港总督拒交逃犯举行了深入反驳， 争执中引用的执法依据，不仅是中英《天津条约》和香港法则，也包罗英国1870年和1873年与各国签署的《交犯条约》。然最终英国审查总长以为《交犯条约》只用于“文明国家”间，并不适用于香港与中国的引渡，拒绝了中方要求。此决议反映的是19世纪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普遍私见与歧视，其效果一定水平上破坏了内陆的秩序。曾纪泽以为英国政府的做法无疑违反了执法的公正性。
最终案子的效果令人恨不满足，十三人犯逍遥法外。但曾纪泽的反驳促使中英双方在最高层重新达成了凭据《天津条约》引渡的共识，驳倒了广州领事对于天朝无诚信的看法，在此以后，清政府出具的引渡犯不用凌迟的担保，依旧有用。广东十三人犯案件只是使馆介入引渡的许多重大案件之一，我们这套《照会档案》里收录了许多使馆直接或间接介入维护中国主权的照会，值得关注。
（二）孙中山蒙难事宜
在上一案件基础上，我们再来审阅使馆在1896年拘留孙中山的事宜。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被清政府通缉，逃亡外洋，在伦敦被清使馆拘留。在他的先生康德黎运作下，孙中山最终被释放并立刻出书《伦敦蒙难记》，将事宜做了大量的渲染，公布于众。
《伦敦蒙难记》，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1年。
史学界往往凭据这一史料以为使馆迫害革命者。但若从那时通行的引渡法及西方国家对域外绑架心照不宣的共识角度看，此事会有另一种注释。这一时期当西方国家以执法规定的引渡方式不能将逃犯绳之于法时，他们也常用强制手段，以敲诈、诱骗、绑架的形式遣返逃犯。这个征象也是最近五年较新的执法史著作研究的重点之一。但这些操作都是低级别执法官员执行或雇佣私家侦探施行，绑架回国以后，若造成外交摩擦，高级别官员会致歉来息争。从这一角度看，伦敦使馆的作法简直违反了那时通行老例，高级别外交官员亲自做绑架，这让英外交部很尴尬。
但清政府实在也曾通过1894年与英国签署的《缅甸条款》附约来让英方协助逮捕跨境逃犯，英方也曾行使此条款让云南府协助办案，但英政府拒绝了中方要求。引渡法的不对等性，也是迫使使馆使用法外手段拘留孙中山的缘故原由之一。
从这一视角可见，使馆二十年来很重视中国在国际引渡法上不受同等待遇的问题。《照会档案》里有许多这方面案例，人人可参阅。另外英国档案馆还藏有此事宜的许多原稿和字迹，包罗孙中山的亲笔信，人人有机会去不妨调出来看看。
（三）清政府在义和团事宜中的表述与被表述
使馆在义和团时代的照会也体现了使臣在中外洋交危难时期起到的通讯作用。使馆在义和团运动前后，一直与英外部保持着多项事宜的谈判和礼仪上的友善往来，并与否决拳乱的地方督抚有慎密配合。他们外交文书中所代表的“中国”与保守派所掌控的清廷有着相当的反差，展现了中国政府理性的一面。
庚子年间的使馆文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驻英公使在以往例行的照会模式上稍作变通，从1900年6月起最先直接翻译从地方大员处吸收的电报，送达英外部，而不如以往通报总理衙门咨文那样，用公使的语气写成照会。缘故原由之一是地方督抚与英外部不在统一个外交级别上，但这些电报被公使直接作为友善的情报送达英外务部则不违反外交老例。因此庚辛年间来自地方督抚的电报，收件人表面上是驻英公使，现实上是给英国政府看的。这种稀奇的通讯方式一直延续到《辛丑条约》签署之后。
第二，驻英使馆在翻译海内文件时，会对英文加以修辞润色，加重对拳乱的训斥，强调对各国损失的歉意，以助其立刻息兵的请求。
第三，使馆在递送诏令、电报时有极大决议权，他可以偏向地方开明派所代表的中国政府，而对强硬派的言语，一致不予发送，甚至连宣战诏书也只字未提。
由此可见，在庚子事情时代，使馆照会中的“中国国家”，对应的不再是满清皇朝，而是地方掌管经济、军事力量的督抚及其属下以汉人为主的权要系统。“中国国家”与“清朝”观点上的星散，在此次外交危急中凸显出来。
四、尚待解决问题与《照会档案》整理遗憾
从使馆的角度来研究晚清外交，另有如下对照有潜力的课题。
（一）晚清外交的理论框架值得进一步讨论
研究中若只看到使臣的日志和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却没有同时看到使馆若何在国际上发挥作用，获得的结论将不完整。使馆在清朝权要系统中的职位与使馆和英国政府之间形成的通讯网络相辅相成。而《照会档案》之以是完整展现中、英照会，很大水平上是因两者内容常不统一，理论着重点差别，词语观点差别。因此阅读《照会档案》时，人人可将中英文对照体会，对于翻译和跨语境誊写在外交上的作用，也许会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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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馆的通讯史
使馆的通讯史也是一个尚待重视的研究角度。使馆若何确立其信息网络，若何整合来自差别角度的情报等问题都可继续研究。
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使馆与英外洋交部是直接谈判的关系。同时，总理衙门与英国驻京公使也是直接谈判的关系。这两套谈判之间相互联系。使馆与英外洋交部都各自有差别的信息网络，他们与总理衙门——英国驻京公使这一套信息网络之间有着竞争与互助关系。
同时，使馆、总理衙门、地方督抚、海关监视与列强驻华使臣之间的博弈，以及使馆的电报通讯对过往外交模式的打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差别语境下使馆代表的“中国”寄义
使馆代表的“中国”在差别语境下详细寄义有何差别，这些寄义若何演变？使馆照会中，常用“清廷”、“中国”、“华廷”、“中国国家”、“China”、“The Imperial Government”等种种中英词汇来表达中国政体。凭据谈判事宜的差别，寄义也时有差别，它们有时对应详细的海内中央与地方势力，但更多指中国作为与西方同等之国的抽象执法观点。换言之，使馆的设立一定水平上意味着岂论中国海内运行何种政体，在国际法上对应中国的观点与其对应的权力与义务，并不需要随之改变。自此而言，“中国”这一观点若何在河山之外的执法空间被赋予意义，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四）《照会档案》整理的遗憾
这套《照会档案》里收录的档案并不完整，只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首先，《照会档案》只含有使馆发出的照会，而无使馆吸收的照会等文件。以是人人可以用它作为索引找原档，并阅读英外洋交部部长或副部长回答使馆时写的草稿或便条等文件。由于每封档案都有档案号，人人可以凭据这个档号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下载相关的档案包并阅读，现在FO17下大部门档案都可以下载。
其次另有部门照会遗漏，由于种种缘故原由，这里遗漏的照会可能到达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十或者更多。
另外，1905年以后的照会档案以差别的原则索引，因此很难找到集中的以使馆为通讯工具的档案号，这也是这套档案集只收录到1905年的缘故原由。
戴海斌：
谢谢皇甫先生，讲述很精彩，我小我私家也受益许多。新史学的一个主要看法是史料都是同等的，但在现实研究中史料从来不同等。史料有其发生语境、文书文体及语言、跨语境问题，以是史料的偏向性也造成了“信息秩序”。这一秩序决议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效率，因此在研究中需对史料举行判别，将差别种类史料综合行使。皇甫先生从晚清外交文献方面作了很好的树模。
皇甫先生整理的这批档案也关注到庚子事情时期公使向英国政府转述与表达。当然在公使转述与表达时也显示出公使的作用，如公使对文书的翻译与修饰等，若能将这部门档案与海内督抚与驻外公使间往还电报连系，对于我们检验此时期驻外公使的位置异常有价值。
此外，驻外公使与海内督抚的联系、他们的政治靠山与人际网络、在事情中有着优异显示的驻外公使回国后的政治升降沉浮等问题，也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赖骏楠（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皇甫先生的演讲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是皇甫先生在美国接受完整学术训练，在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掌握方面，好比演讲中提到的信息流传方面理论上，具有优势；第二是对FO档案的充实运用。这两点是我们海内学者较为缺乏的。
19世纪西方主流的国际法学，从文明视野上将天下国家分成三个品级，中国处于第二品级，是“半文明”职位，也有法学家将中国作为第一品级的候选人，也就是“文明”国家候选人。但无论若何划分，中国都不具有与西方国家同等的职位。皇甫先生的研究展现了在这样晦气的靠山下，中外洋交官起劲顺应、学习这套文明话语并，并在对外谈判中努力使用这套话语，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通过皇甫先生的研究，19世纪外交天下中的中国形象，就有了努力的一面。
此外我也有两个细节问题。第一，马格里起劲想让中国成为“文明”国家，因此他在中国驻英公使馆为中方在对外谈判中提供了不少“辅助”。那么他为什么云云努力自动“帮”中国，他的小我私家性念头是什么？第二，从执法史来看，领事裁判权的存在与撤废在19世纪中外关系史上是个至关主要的问题。《照会档案》里中英谈判质料，有无提及这一问题？
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无论从中英外交在晚清史上的影响，照样从照会史料对于外交史研究的意义来说，这一套《照会档案》的主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小我私家以为其大致可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对近代驻外公使的熟悉和印象往往是由史料多寡决议的。驻外公使中我们最熟悉的是曾纪泽、郭嵩焘与薛福成，由于他们存留的史料多，而刘瑞芬、龚照瑗与罗丰禄留下的史料较少，因此他们的形象也相对对照模糊。《照会档案》展现了刘、龚、罗的外交实践，有补全之功。
第二，从史料种别上来说，出使日志与《照会档案》有互补互参的作用。总的来说，日志偏考察考察，档案偏外交事宜的纪录，以往出使日志获得对照多的使用，现在两者可综合阅读行使。
第三，《照会档案》可以辅助我们领会所谓“一样平时外交”，当日使馆处置的许多事务在今天看起来或许对照平时，但即便厥后以是为的主要事宜，是和这些一样平时事务有前后牵连的。皇甫先生的前言和刚刚的演讲中都提醒了以往被忽略的一点，即孙中山“蒙难”事宜不能伶仃看待，而是应当置于近代以来，中西方在引渡等问题的历久外交谈判甚至博弈的整个脉络下来审阅。这一脉络自然是通过一件件“一样平时事务”组成的。
另外在阅读了四大册《照会档案》之后，小我私家另有一些体会，在此与列位分享：
第一个体会仍然是关于某一种史料的局限性和代表性的问题。照会类史料往往是官方正式的文件，大致履历了深图远虑的历程而形成，这一形成的历程并不能在照会中得以体现。例如郭嵩焘在关于阿古柏的问题上，之前是警惕性相对不足的，但今后形成的抗议照会则显然对照强硬，并不能看出前后的转变。同样，龚照瑗关于马格里外交身份的照会中，熟练地使用判例，生怕也不能作为龚本人深谙此道的证据，这些文字也许率出自于马格里本人手笔。
另一个体会是由阅读《照会档案》中，某一谈判事宜处置会因公使的替换发生较大转变，甚至于不少事宜无疾而终、不了了之这一征象引发的。晚清驻外公使相对来说是一个自由度对照大的岗位。一方面，中外谈判处于试探阶段，清政府也无一定的外交目标，可以算是一种有事方应付的“应付外交”态度。另一方面，从体制上来说，外交改造以前，公使及整个使团都是“差使”性子的。无类似“同堂为官”的制约，使团基本由公使本人奏调，地域上更是“山高皇帝远”之态，相对约束较小。公使本人的能力和态度就会对使团的详细实践和整体动向起决议性作用。
以是说，晚清驻外使团或者使馆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政界，且是一个特殊的政界。这里又涉及到刚刚提及的近代外交转型这个大问题，可能需要从变与稳定，变与稳定的西方因素与传统政治因素等多方面进一步讨论。
最后的一点感伤，照会虽然是正式文书，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到一些外交官员的私人生活与小我私家运气，能感受到他们酸甜苦辣，少数外交官甚至会客死他乡，令人唏嘘。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皇甫先生对FO17档案的梳理异常详细，《照会档案》分量异常重，有100万字以上，另有大量英文史料，做过史料整理的学者都有体会，这么大规模的资料整理、校对，除要求扎实的基本功，还会破费大量的时间精神，甚至包罗眼力，很让人钦佩。一样平常印象，似乎以为美国博士讲理论较多，但从皇甫先生的讲述中，能看到他们在训练历程中对原始档案的看重，在档案上所下的功夫。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也许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近代外交领域的功效并不多，这与“中国中央观”等转向研究中海内在的取向有关。这样的取向或许能在社会经济史、头脑史等领域落实，但是在外交史领域却很难实践，由于直至今天，我们遵照的国际秩序都是西方搭建起来的，研究中重点关注的谈判、条约、常驻使节、主权同等这些观点，到今天也无法推完全翻掉去重新起劲别辟门户，因此外交史领域尚无法解构西方中央观。
与《照会档案》对应，我也想谈谈FO682中珍藏的英驻华使馆收发照会与信函。英国的驻华公使，是北京东交民巷英国驻华使馆的负责人，从第一任的额尔金至清帝退位时的朱尔典，共有十多位，FO682中，有一类是英国驻华使馆收发文书，主要是使馆与总理衙门/外务部的往来照会、书信。这批文书中，收的部门都是中文的，来自中方，这部门很好明白；发给总理衙门/外务部的部门，也全都是中文的，用工致小楷来誊写，花样上、语言上完全中国化，我推测应该是中国人撰写的，可能是由懂中文的英国官员口述给他们，然后由他们润色成中文。这批人在英国使馆发挥了主要作用。
这批往来照会，纪录的是英国驻华使馆与清朝方面的谈判内容，从这些文书可以看出，那时在北京，中英谈判的内容包罗：发放护照，以便英国人在内地使用；涉及英国方面的民事与刑事案件谈判；英国政府授权使馆举行的条约谈判，涉及英国人在中国权益的其他案件。
从这些英国人发给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文书中，可看出和皇甫先生纷歧样的结论：英国人在只管顺应中国特色，例如文书花样、称谓、规范等都是中国式文书；中英两国关系总体是友好的，两国处置冲突的方式是文明的，双方基本上是讲道理的；冲突时，英方往往是受害者。
但这些特点也让我反思照会史料自己的缺陷：若是仅看中英往来照会，我们得出的结论与史实有多大的收支？例如，在庚子年清朝对外宣战前，总理衙门给英国驻华使馆发的最后一份照会，仍然是以友好的语气，劝使馆职员脱离。但现实上，那时双方已经兵戎相见，完全决裂了。在今天我们研究与评价中英关系时，是否能以这些照会作为重构双方关系的主体史料？或者我们在面临这些纪录时，应该怎样解读，才气加倍靠近历史真实？
李峻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照会档案》的序言异常好，有通贯而多识断。我们能从中领会到晚清驻英使馆的一样平时外交事务，甚至可由此略为领会其他使馆的运作情形。在通贯之外，对我更有启发的是序言中的“识断”，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结论性的论点。在这些“识断”的刺激下，我大致遐想到了以下五点内容。
1.驻外使馆与中外信息相同的转型
早期驻外公使主要靠出使日志、信函、奏折向海内汇报，这些由传统邮寄等方式通报纸质载体信息的速率异常慢，而到以电报为主的电牍、电奏泛起后，信息通报速率加速，这对外交的影响异常大。紧要情形下驻外使臣的电奏、电信就是发挥了突出作用。主要外交信息通过电报（电奏）形式通报到海内，这一转变源于曾纪泽的中俄伊犁谈判。在紧要关头中他被允许可通过电报将主要情报上奏清廷，由总署代递。这可能是吸取了崇厚所谓“擅签”条约所带来的教训，即通过传统形式奏报中俄伊犁谈判效果（签署“崇约”）的迟滞造成了海内所普遍以为的“擅签”。崇厚开罪后便诉冤，在与俄谈判时他并未擅签条约，有通过电报或信函向总理衙门汇报谈判希望和俄方的要求，而且向清廷专折封寄了中俄谈判最后效果与签约内容后才脱离俄国，因传统奏折通报缓慢，从圣彼得堡到北京颇耗时日，造成海内并未实时收到他的信息。虽然崇厚也曾重视电报，甚至此前还为张德彝《电报新法》著有序言，但他并未能突破奏折制度约束改用电奏的方式与清廷实时相同，进而造成了海内以为崇厚擅签条约而被“清流”指斥的情形，对此恭亲王等人也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
此时自圣彼得堡至上海通电报，而上海到天津仍为传统驿递或通过海轮邮寄。按李鸿章那时所言，电报由俄国到上海只要一日，而上海至京城则要一周甚至更久，后者流传信息需时是前者数倍。在俄国武力恐吓下，战争一触即发，海内实时获取信息异常主要。因此李鸿章借机上奏加紧建设津沪线。今后许多使臣都注重到了电报之于外交的主要性。如一位御史叫陈其璋就曾参劾最近的驻外公使基本不上交出使日志。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议复时便明确说，“谈判日繁，一切紧要要害改用电报通报，以期迅速”，“其电报所不能详尽者，仍藉文函申论”，并称电报、文牍俱在，不必为之讳饰。而出使日志并非信息相同的唯一渠道，希望该御史领会使馆的运作。
2.手艺提高与使臣外交能动性的关系
我以为出使日志今后越来越少的缘故原由可能在于这种信息通报方式滞后于电报。由此，连系皇甫先生序言中所谈到的外交官自主性的问题，我们或可进一步探讨信息流传手艺的提高与外交使臣外交权的关系。一方面在信息实时相同下，使臣或可据此获得更多信息而做出加倍有利的外交决议；但另一方面，从外交官个体而言，因信息可以实时相同，来自海内的政策可以实时影响到他们，因而能动性和天真的空间可能受限。
3.驻外公使的小我私家选择与驻外体制
由皇甫先生序言中几任驻英公使的对比结论，想到了晚清驻外公使小我私家选择的问题。那时驻外使馆的事务非仅外交，其职能与总署类似，所办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由于驻外事务繁杂，而公使的精神有限，三年一任后便要回国，加上各自的追求、关切和重心纷歧，他们做事总要做选择和取舍。序言中提到刘瑞芬等后任驻英公使与曾纪泽相比，在外交上不努力作为，业绩平庸。这或许是由于刘瑞芬以为此时从英国购置军械和培育军事人才更为主要，这与他跟李鸿章的关系以及筹建北洋水师相关。
郭嵩焘曾言办洋务有三种选择，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驻外公使：一是求制胜之术，此为最努力者；二是了事，将事情办完即可；三是搪塞，为之后的升迁作准备。后任的驻英公使薛福成点评使臣，便说刘瑞芬“颇服黄老”，信仰无为而治，或许这是他的价值追求。而我以前探讨过的驻德、俄公使洪钧，是状元身世，他就对照重视“立言”，他出使时就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关注那时海内兴起的西北史地学，出使时代就请人翻译西方史籍中的元史和与边疆相关的界图，最后完成了《元史译文证补》，实现了他这位翰林儒士的“立言”追求。因此时外交体制尚未定型，故驻外使臣的能动性和选择空间也就很大。
因有充实自主空间，使臣对西方见闻叙述的文体也就有了不停创新的空间。由张德彝较为周全详细的日志体《航海述奇》系列，到刘瑞芬出使日志的摘选本《西轺纪略》，到围绕某件事的日志体如余思诒的《楼船日志》，再到吴宗濂分记程、记事、记闻与记游的条记体《随轺条记》等等，出使日志文体也在不停发生转变。
4.驻外使馆中要害性“小人物”
驻外使馆中有些要害性“小人物”也很值得关注，如受公使依赖的翻译、随员、供事等。这些人在向公使提供信息时选择了什么，清扫了什么，突出了什么，他们的看法也会影响到公使的判断与决议。如皇甫先生提到的马格里，再如曾纪泽出使时的参赞陈远济、刘麒祥，他们在中英来往和中俄伊犁谈判中起到什么作用。这些人物形象和历史位置现在仍很模糊，就类似戴海斌先生提出的“中等人物”，值得进一步研究。
5.《照会档案》提供的许多个案也异常有价值
如本书第一册第113-119页的英属台湾汽船入福州口岸漏报洋药案。海关本准备处罚船主，而船主英籍，漏报洋药是否应受罚？因此事涉及中英《天津条约》第37款的注释问题。曾纪泽此时延续照会英方，他以为罚不罚船主漏报无足轻重，最紧要的是《天津条约》第37款的文义，对于漏报货物应若何看待，务使两国看法相同。由此可见曾纪泽解决外交有“规久远”的理想。因此本书对于探讨条约史、翻译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李峻杰整理《金轺筹笔》
皇甫峥峥回应：
赖先生问马格里为何自动辅助中国。我以为这牵涉到人性问题，需用传记方式来泛起马格里的性格特征。现虽有马格里传记，但该传记有强烈的为马格里辩护色彩，尚无较中立的传记。不外现无马格里相关手稿，这一问题也很难探讨。马格里在伦敦有豪宅、有清政府给他的高薪，他在使馆的事情仅是兼职。以马格里的社会职位，他之以是能够处于伦敦的社会中央，在外交上有云云影响力，与他和清朝的关系密切相关。
与领事裁判权相关照会在《照会档案》中没有许多，我以为这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一样平常是总理衙门与驻华公使间探讨，驻英公使一样平常探讨的问题对照小，对照详细。但从小问题中可以看到大的面相。
张先生问外交转型的转变到底有多大。我赞成张先生的看法，体制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们往往以外交到达的现实效果评价使馆作用，但从信息流传走向及流转来看，使馆作为信息相同的前言往往会造成纷歧样的效果。因此我探讨驻英使馆，并未强调他们到达了怎样的外交效果，而是以为这是一个转型的基点。
李文杰先生提到F.O.682的中文信函异常有趣，我以为这里面值得探讨的问题异常多。英国驻华公使致总署翰札是中文，致英外务部是英文，两者的联系在于他们给总署的中文信件经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后再提交英外务部。我也赞成单看照会有种种缺陷，如两外洋交官员相互造访时口头上的答应都不会体现在照会中。另外FO17中另有不少稿件，稿件中体现的改动痕迹也异常主要，能体现照会形成历程中外交官员思绪的转变。因此我以为若真正要研究驻英使馆的外交流动，应以《照会档案》为索引，回到原始档案中举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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