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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论坛:敦煌显学,汇聚敦煌

admin 社会 2020-11-08 180 1

120年前,敦煌藏经洞被羽士王圆箓的无意发现,使得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被以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保留了公元4至11世纪的写本刺绣、绢画、法器等种种文物近6万件,“方面异常普遍,内容无限厚实”,可谓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并很快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主要的发现,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以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显示出来”。

在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11月7日至10日,“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钻研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旨在总结敦煌学百余年来的研究功效和历史经验, 推动21世纪敦煌学的更大生长。汹涌新闻获悉,由于历史缘故原由,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曾经处于落伍的状态,经由一百多年的探索研究,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的珍爱、研究与弘扬,敦煌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和基地之一。

2020敦煌论坛开幕式

“进入21世纪,以‘敦煌学’为中央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艺术学等学科更是得到了极大生长。同时,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也不停地推动着现代艺术,如绘画、雕塑、修建、书法、音乐、舞蹈甚至服装设计等艺术创作领域的生长。”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从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到的藏经洞口

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从屡遭偷窃到举世瞩目

1900 年 6 月 22 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羽士王圆篆在清算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很快,藏经洞发现的五万多件文物以及规模宏大、内容厚实的敦煌石窟所组成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很快在天下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综合性学科。陈寅恪昔时把这个崭新的学术领域称为“敦煌学”。极大地拓宽了时人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等方面的熟悉。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以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显示出来”。金石学家叶昌炽以为,“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生长的名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天下学术之大幸。”

羽士王圆篆  斯坦因1907年5月拍摄


斯坦因所获的部门藏经洞文献


敦煌莫高窟

然而敦煌藏经洞也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藏经洞被发现后,文献文物随后大量流失或遗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取走了约一万五千卷;法国人伯希和拿去了约六千六百卷;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鄂登堡也相继取走了不少的文卷。现在有八千多残卷保留于国家图书馆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在“2020敦煌论坛”致辞

在回首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遭遇,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今天在大会上谈话说:“让我们欣慰和感佩的是基于藏经洞文物的研究在天下范围内形成一门国际性显学——‘敦煌学’,120年来,在全天下敦煌学者苦心孤诣、深入研究下,使流失各地的藏经洞文物逐步被整理、刊布、出书,基本展现了藏经洞文物有什么、是什么及其珍贵价值。稀奇是在国家的高度支持和重视之下,海内学者团结一致、迎头赶上,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运气,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天下’的研究局势。今天,我们在这里盛大举行此次 *** ,既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文化盛事,更纪念敦煌学走过120年的不普通历程。”王国强也示意,甘肃省委宣传部将大力支持,与敦煌学者一道,紧抓时机,推进敦煌学在新时代再上新台阶。

敦煌遗书《大般涅槃经》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于柱在会上示意,“明珠蒙尘、不掩其芒”,在一代代学人起劲下,稀奇是改革开放以来,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势,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央,藏经洞是敦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其出土文献与文物奠基了敦煌学的主要基础。“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不仅是文物宝库,更是学术富矿。此次论坛是敦煌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一次盛会,甘肃省文物局愿与学术界一道,支持敦煌研究院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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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图》 纸本 北宋 966年 (大英博物馆藏)

对于未来敦煌的生长,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国英在会上说:“敦煌研究院建院76年以来,在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起劲下,在敦煌石窟历史、考古、艺术、美学等各方面研究成绩显著,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和基地之一。故宫又称紫禁城,是我国现存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古代宫殿修建群。去年8月31日,故宫博物院很幸运地与敦煌研究院签署了《战略互助协议书》,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在学术资源共享、遗产地治理、文物珍爱与研究、数字化珍爱应用、人才培养、文创开发、社会公众教育等八个方面举行战略互助。今后,在全天下均享有盛誉的两家单元携手互助。”

敦煌遗书残片

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会长郝春文在会上先容了未来五到十五年间敦煌学界的主要事情规划,包罗出书新版敦煌石窟全集、确立全球敦煌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在内的八项事情被列入其中。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致辞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致辞中回首了藏经洞发现120年来的历史以及百年来敦煌学生长的历程和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6年奋斗史,他说:“改革开放以后,经由中国学者的不懈起劲,中国敦煌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使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款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回首敦煌研究院艰苦卓绝的76年奋斗历史,几代莫高窟人攻坚克难,锐意进取,逐步形成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经受、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通过不停探索与实践,创建了天下文化遗产科学珍爱、研究、行使与治理的综合系统;运用科学技术真实、完整、可连续地珍爱敦煌石窟,创立了我国石窟科学珍爱方式系统;突破传统石窟考古学方式和手段,创建了多学科深度交织融合的石窟考古新模式;提出了数字敦煌构想,研发文物数字化成套关键技术,实现了敦煌石窟永远保留与永续行使;首次在海内开展了遗产地游客承载量研究,建成了文物领域首个数字展示中央,创建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观光’为一体的天下遗产展示行使新模式,为我国文化遗产珍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敦煌遗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拓展研究与敦煌藏经洞之谜的再熟悉

据主办方先容,本次大会共约请150多位资深敦煌学专家学者与会。在今天开幕式竣事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央教授荣新江、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作了大会谈话。

荣新江在会上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新视野》为题谈话示意,以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敦煌文献为标志,加上险些同时期在吐鲁番盆地各遗址发现的大量种种语言的文籍和文书,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厚实的原始质料,推动了120年来的现代学术许多门类的提高。“20年前,我曾撰《敦煌学:21世纪照样“学术新潮流”吗?》,从四个方面来展望新世纪的敦煌学:一,中古时代的宗教史;二,唐朝各个阶级的社会和文化;三,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四,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时光飞逝,二十年已经由去,这些方面仍然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其中提到的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现在,我们在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重新时代史学生长的视野,还可以行使敦煌吐鲁番文献,来推进学术研究的提高。”

法藏《摩诃般若菠萝蜜经论释初品》

荣新江稀奇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东西方的写本书籍史研究,敦煌写本提供了从5世纪到10世纪差别时代的写本书籍全貌,而吐鲁番华文之外有种种语文的写本书籍,稀奇是摩尼教、景教写本形态,以及相关的粟特语、回鹘语文献,为东西方写本的交流影响提供了素材;二是医疗社会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不知名方书”,提供了考察民间医疗社会的绝好资料;三是丝绸之路的纵深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提供给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厚实的资料,但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提高,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之两地都有厚实的图像和文物资料,可以做全方位的丝路文化交流的研究。

编号为S.3050的敦煌文书,后头书写着《善惠僧人因缘》(局部)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主要的发现。据最晚的纪年推断,藏经洞的封锁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锁的详细缘故原由,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与之相关的藏经洞的性子,也历久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在今天大会谈话上,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以《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为题作了谈话。张涌泉在周全普查并对被撕裂的残卷尽可能予以缀合的基础上,指出敦煌文献以佛经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其中单独的一卷首尾完整的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左右,而整部写经完整的则更为罕有。张涌泉以为,藏经洞文献与莫高窟所在三界寺僧人性真修复佛经的流动密切相关。“后唐长兴五年(934)左右,厥后担任敦煌都僧录的道真最先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流动,许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道真们修复的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质料的“故经处”,它和三界寺的藏经处“经藏”是两回事。道真搜集“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意在“修补头尾”。那些经由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继续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质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锁,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事情竣事有关。”

敦煌藏经洞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为纪念藏经洞文献入藏国家图书馆110周年纪念,曾在《行百里者半九十》文中就敦煌学研究提出了四点详细建议,其中包罗在原有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完善全天下敦煌学研究的档案资料(包罗中外学者小我私家的生平简历与研究课题及相关手稿、信札和代表性功效,以及相关学术 *** 的文字与图像资料等);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期各国考察队、探险家等在西域、中亚举行考古挖掘的种种信息,稀奇是他们在敦煌区域掠取文物的真实情形。至于已知中国以外英、法、俄、日、美、德、韩、印度、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国公私所藏敦煌文献的详细而准确的资料,亦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国际交流互助来获取。在今天大会上,他又以《再谈“行百里者半九十”—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为题,以学界撰写《敦煌研究院院史》、小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近四十年历程等为例,再次强调指出:学术研究的主体,文化积累、传承、创新、生长的主体是“人”。“现在,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正如日中天,稀奇需要加强对老、中、青几代敦煌学者以研究履历为主线的心路历程、研究功效的梳理、探讨和理论性论述。”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以《光与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画装饰管窥》为题作了谈话。他以为人类最初对日、月等发光体的显示(包罗产生了神灵崇敬之后,对神以及相关联的神圣之物的显示),东方与西方都有一定的共同性。现存考古遗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基本显示形态:1放射状线条显示光泽:2.以圆形示意光环:3以火焰显示光泽。不论是早期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照样印度和中国文明都可以找到三类显示光泽的例证。印度、犍陀罗释教艺术中,佛光(包罗背光、头光)的显示往往用圆盘形边缘以三角形式显示放射状光泽,在犍陀罗镌刻中,以火焰围绕圆形佛光的形式较多泛起。当释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放射状的佛光形式,但较多的照样以圆盘形显示,其中往往以色彩的转变来显示光泽。在追求佛光的显示中,隋朝画家对外来释教艺术兼收并蓄、不停创新,在色彩运用上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同时也体现出敦煌一地作为那时中国的主要都市以及丝绸之路文化交汇之地,在绘画艺术上取得的主要成就。

*** 现场

据悉,大会竣事后,在11月7日下昼至11月8日下昼,多位专家学者还将聚焦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流失外洋敦煌藏经洞文物数字化回归模式研究、丝绸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融会与文化互鉴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等议题睁开专题谈话和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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